“鸡鸣三省”的红色证人

  • 2016年0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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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长征夏令营的孩子在长征路线图上调查红军经过的省份。(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小妹快跑!”

1935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二清晨,9岁的侯明扬带着两个妹妹在观音岩口上放牛,一队人马正悄无声息地从脚下的古盐道爬了上来。

他们背着各式长枪、马刀,只有帽子上的五角星可以辨识,有人边行边吃“救军粮”——野果红刺萌。

这一幕,让侯明扬在81年后意外地成为一段悬案的历史证人。

“我爷爷是段长,他年关时去林口乡政府开会,回来后他就说如果发现陌生人,赶紧向乡政府报告。”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与世隔绝的苗寨也未能躲过贵州军阀的“反赤”宣传。

这时,几名走在队伍前的红军女干部喊道,“小孩子,不要怕,我们是红军。”

一起悬案四种说法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王明“左”倾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确立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政治领导的核心。

转战频繁,交权与分工等问题,只能留在遵义会议的“下一站”——“鸡鸣三省会议”。

正是在“鸡鸣三省”,博古将几副挑子交了出去,它们装载着党中央重要的文件、记录以及印章,这些都是“权力”的象征。

“博古交权”的诸多细节,却成为党史上一大悬案。仅会议具体时间就存在凌晨说、晚上说和中午说三种。至于“鸡鸣三省会议”会址究竟在哪里,甚至周恩来等几位与会者也没有详细说明。

“(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491页如是记载。

“我们进入鸡鸣三省的那段路很险要,只能够一人走。只要稍有阻塞,就将是全军覆没。”陈云后来描述说。陈云在遵义会议前夕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鸡鸣三省,只是一个很宽泛的地理概念,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带均可“鸡犬相闻”。迄今,云南水田寨最高处矗立着一座“鸡鸣三省”主题雕塑:一只雄鸡昂首啼鸣,基座上刻着“水田寨雄鸡一唱,三省皆闻”,而基座的另一面则是红军英雄的浮雕。

盛名之下,云贵川的几个村庄进入支持者的视野。

云南水田寨花房子村的支持者众多。南方周末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该说法最早可追溯到1985年10月。当时,昭通地委党史办等发表联合调查报告认定,“鸡鸣三省会议”准确地址是该地区的水田寨花房子村。

这份报告还援引长征时期军委一局作战科参谋吕黎平的回忆:“‘鸡鸣三省’那个庄子,在我的记忆中它的地点不是在贵州、四川地界,而是已进入云南的管辖范围,也即是说扎西水田寨。”

出版于2006年的《红一方面军长征日志》记载,“(1935年)2月5日中央决定张闻天代替秦邦宪履行总书记职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遵义会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决定,于进驻水田寨花房子后开会研究常委再分工问题。”《红一方面军长征日志》的编著者正是贵州知名党史专家费侃如,曾任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

与花房子村相距不远的高坎村,也被一些学者认定是“鸡鸣三省会议”遗址,《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上)》《张闻天的足迹》《张闻天》等至少三部著作支持这种说法。

在颇有影响力的《关于博古交权地址的考证》一文中,四川省古蔺县委党史研究室何世鸿中推理说,“鸡鸣三省”会址应该在四川石厢子,他的理由有三条:

“一是石厢子左濒赤水河,对岸是贵州,当年聚居有75户人家,400多口人,有一条山间小街,可以称得上‘鸡鸣三省’的一个庄子。二是中央纵队在这里住了两三天……像‘交权’这样重大的问题没有充裕的时间是不可能解决的。三是如果认定会议时间为5日,与其说是长途跋涉、疲劳不堪,且开会时间仓促,还不如说5日在石厢子开完会再出发,更合情理。”

“这些著述中,中共昭通地委党史办等单位发表的联合调查报告最具权威性,但他们在考证中所采用的证据不是人们公认的历史、地图资料,也不是实地考察所得。”毕节市党史办刘宇分析说。

一时,真相陷入历史的迷雾之中。当时,会址在贵州毕节市林口镇鸡鸣三省村举行的说法,并不被党史军史专家们看好。作为为数不多的见证者,侯明扬老人一辈子都在苗寨中务农,只担任过村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对于争议多年的这宗悬案并不知晓,直到来自毕节党史办的专家找到他。

鸡鸣三省会议遗址。(于冬/图)

“我们竟然找到了 人证、物证”

2013年2月,贵州毕节决定组织市、区两级史志部门联合考证组,从文献、人证和实地三个方面进行调查,他们先后到贵州遵义,四川古蔺、叙永,云南镇雄、威信,以及甘肃陇南、成县等地求证。

周恩来1972年6月10日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让参与联合考证的专家们兴奋不已。

中央档案馆现存资料《党的历史教训》:“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从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中,可得出“鸡鸣三省会议”会址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鸡鸣三省”不是一个区域概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名;“鸡鸣三省”必须是一个庄子(村子);“鸡鸣三省”的地理位置必须是在三省交界的地方。

贵州毕节市鸡鸣三省村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条件。

“鸡鸣三省村记载最早见于清末及民国年间,这是我们对这个地名进行多方求证得来的。”毕节市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高隆礼说。

这意味着,四川石厢子、云南水田寨的花房子与高坎子,这三处地点均可排除。刘宇认为,“花房子至今也只有两三户人家,长征时更不是一个村庄,首先可以排除。此外,这三处距离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岔河处都在30华里以上,均不在三省交界处。不要说这两个地方的鸡叫三个省听不到,就是放炮三个省也未必能听到。”

不过,这些依旧是学术上推理,需要进一步的物证和人证。颇为巧合的是,在当地“三圣宫”古庙遗址上,联合考证组很快发掘出两块古石碑,它们分别来自清代和民国时期。其中,民国石碑碑文不仅详细记载庄子的地理位置,还注明“三圣宫”由鸡鸣三省各姓村民捐资、民团首领周朝阳承建。

联合考证组还找到了侯明扬、周元安、赵德成等七名证人——他们都亲眼看到红军进入鸡鸣三省村,对于女红军沿途做宣传、为穷孩子洗澡等情节记忆尤为清晰。

老船工赵德成世代在三岔河靠渡船为生,“1935年正月初二,我刚吃过早饭,几十个人从水潦方向奔来,说要过河去贵州。一会儿大部队到来,有几个人又来借我家的船,并派人看门,叫我们不要动,他们连人带马渡过河到贵州方向去了。”

在贵州一侧的侯明扬,正在观音岩口上放牛。侯明扬说,一名红军干部看到他衣衫单薄,还把帽子摘下来戴在侯明扬的头上。跟着红军到了村子里,侯明扬看见一些红军进到当地的“大户”周团首家的大院里休息,吃过中午饭后,大概下午四五点钟才离开鸡鸣三省村。

周家住的是一正两厢的大瓦房,正是鸡鸣三省会议的会址。迄今,房子的地基和左侧的厢房尚在,里面还住着一名五保户老人。

“当年红军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开的会。进入村子后,大部分红军就地休息。我就站在不远处望到这个院坝上,红军或站或坐着,有几个人还围坐在一起,像是在商量事情。”侯明扬远远地跟着看热闹。

联合考证组还找到了更有说服力的物证。

“看山腰间那条隐隐约约的小道,那就是古盐道,当年红军就是沿着它进入鸡鸣三省村。”毕节党史办专家刘宇介绍说。

这条古盐道足有四华里长,从三岔河口的观音岩半崖间直接通往鸡鸣三省村,上下都是悬崖绝壁,谷底则是险滩,古盐道的宽度仅容一人行走。这也印证了陈云、伍修权此后的描述,“我们进入鸡鸣三省的那段路很险要,只能够一人行走,只要稍有阻塞,就将是全军覆没。”

联合考证组都很惊讶:八十年后,尚有这么多人证、物证。至此,“鸡鸣三省会议”的来龙去脉也基本厘定:1935年2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行进到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庄。午饭后,周恩来找博古谈话,就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进行工作调整和分工。

这一调查结果随即层层上报。

红军当年途经的这条古盐道足有四华里长,从三岔河口的观音岩半崖间直接通往鸡鸣三省村。(于冬/图)

“红色脱贫梦”

2015年11月,毕节市七星关区林口镇鸡鸣三省村,迎来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委托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的专家组成员。同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建改扩建纪念设施管理的通知》下达:不对鸡鸣三省会议会址和纪念碑进行新建改扩建,可对其进行抢救性修缮及保护,不单独为鸡鸣三省会议建设新的纪念馆。

“鸡鸣三省会议”之后,偏僻的苗寨留下许多红色记忆,侯明扬老人讲起一件件往事:中央红军作训股股长王金元在战斗中腿部受伤,被迫留在鸡鸣三省村周姓苗族同胞家养伤,伤好后成为周家的上门女婿,新中国成立后就地安置在林口镇上工作;1935年大年初二,很多红军都住在周绍武家,他们一起吃午饭。

红军临走时,还发给周绍武一个班的枪支弹药,要他组织游击队展开斗争。这时,乡亲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周绍武是“地下党”。

“(这些事)庄子里的一些老人都知道。”周元安老人回忆说,红军离开后,其兄周绍武不幸遭到国民党军阀的报复,在附近的林口惨遭杀害;红军刚要离开林口时,还有一名赵姓红军战士无药救治而倒在街头,后被群众悄悄安葬在老街旁的小山上;队伍行至年丰村时,又有一名红军战士因“拉肚子严重脱水死亡”,安葬在年丰村高岩洞的水井边。

一座座红军坟犹在,见证着此后的历史风雨。

“鸡鸣三省村所属明、清数百年的林口古镇,长期处在川盐古道之上,集市较为繁荣,吸引着毗邻的川滇两省村民前来赶场,都习惯于说赶‘鸡鸣三省’,‘鸡鸣三省’成了林口集市的代名词。”毕节党史专家周遵鹏说,苗族同胞吃苦耐劳,过去常以耕种、捕鱼、熬硝为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林口曾经是硫磺主产区,也曾创造过辉煌的GDP,少数人发了大财。然而,凡是烧硫磺的地方,“方圆十里,寸草不生”。

辉煌已过,生态环境居然神奇地自我修复,当地却依旧贫穷。村主任李四介绍说,地处“乌蒙山连片特困地区”,不少村寨已沦落为“空巢村”“光棍村”。林口镇政府办公楼已是危房,一间办公室内还悬挂着一张作战地图“扶贫攻坚战”,包括“鸡鸣三省”在内的多处村庄至今仍未脱贫。

“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左边隔着渭河的是云南的白车村,右边隔着赤水河的是四川水潦乡岔河村,川滇之间的河流叫倒流水。”地方史专家周遵鹏指点说,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谷崖壁陡峭,险峰重岭,河谷幽深。谷底,渭河和倒流河汇集成赤水河,一派山水峡谷风光。

早在2011年,“鸡鸣三省”所在的贵州毕节市,就决定以红色旅游实现“脱贫梦”。

那一年,工人们在悬崖峭壁间修缮出“红军栈道”,全长800余米,含1380梯步,直通谷底三条河流的交汇处。2015年,“鸡鸣三省会议”之争落定时,“鸡鸣三省旅游景区建设规划”项目组进行首轮资源现场考察,决定要以“红色旅游为龙头”,把川盐古道、古驿站、三圣宫、土司庄园、苗寨风情等自然以及人文历史资源贯穿其中。

如今,古老的苗族村寨又热闹起来。鸡鸣三省村主任李四说,许多外出务工的青壮年一返乡,就投入到景区建设中,一些困扰当地多年的社会问题迎刃而解。

史学界的“会址”之争,不仅没有影响三省交界地带乡民之间的情谊,云贵川还筹划着实现“旅游集群式”发展。

“我希望三省的政府修起连通三地的桥,串亲戚、走朋友,不再下河趟水。我还希望再多活几年,为鸡鸣三省景区做义务解说员。”90岁高龄的侯明扬老人已接待了大批的新闻媒体,几乎不用记者提问,老人关键时还能自问自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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